综合报道 《美国法律史》一书的作者伯纳德•施瓦茨（Bernard Schwartz）是当代美国的著名法学家。《美国法律史》是施瓦茨的一部力作，内容包括了从独立战争时期到当代美国法律发展的整个历史。作者以美国法律发展的主要时期，把美国法律史划分为“建国时期”“形成时期”“重建和镀金时期”“福利国家”和“当代”五个阶段。笔者通过读此书关于美国公法在各个时期的演变过程，尤其是公法在调整个人权利和行政权力的冲突和平衡方面的作用谈一下自己的想法。
《美国法律史》 - 叙述
《美国法律史》 书的叙述大体依照建国时期——形成时期——重建和镀金时期——福利国家时期——当代的脉络展开。总的来说，“美国法的历史就是过去的伟大法学者和法官的历史”；其重心大致是经由财产权逐渐向人身权转移的（尽管确实存在着与主流相背离的支流），而该过程中“一个基本问题是调整自由与安全的矛盾”。
《美国法律史》 - 特点
《美国法律史》这本书最大的 特点体现在布局上。作者分纵、横两条线，或并行或交叉，脉络清楚，有条不紊。作者以历史时间为纵线，把美国法律史分成“独立时期”、“形成时期”、“重建和镀金时期”、“福利国家”和“当代”五个阶段；又以主要部门法的分类为横线，介绍不同阶段的不同法律。又有纵横交叉：纵中有横，在“纵线”不同的划分阶段对公法和司法都作了横的讲述；横中有纵，在“横线”对不同的部门法又是以形成、发展的历史纵向顺序分布在不同阶段分别讲解。这样的纵横并用，使全书层次分明，又不失结构的严谨。
《美国法律史》 - 材料
《美国法律史》 书材料翔实、内容丰富。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案例，其中不乏一些著名案例，如“马布里诉麦迪逊案”、“美国诉奈特公司案”、“洛克纳诉纽约州案”、“普莱塞诉弗格森案”等；书中提及了那些让后代永远敬仰的著名人物：杰弗逊、斯宾塞、费尔德、马歇尔、塔尼、霍姆斯、卡多佐、布兰代斯、杰克逊、沃沦等，是他们为法律的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书中引用大量的法律文件和名人名言：如《宪法》、《统一商法典》、《公司法》、《法律重述》、《谢尔曼法》、《社会保障法》等；书中介绍大量的对美国法律形成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家机构和社会团体：国会、联邦法院、美国律师协会、美国法学会、全国统一各州立法委员会等。所有这些大大丰富了全书的内容。
《美国法律史》 - 五个阶段
一、建国时期：“一个自由政府的基本准则似乎应当是，要求把人们的人身自由权和私有财产权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斯托里语。认为对新国家的缔造者而言，人身权可有可无显然是肤浅和有失公允的，不朽的人权法案即为佐证。然而他们同样清醒的意识到，财产与自由同等重要，“没有财产权，人身权就没有实际内容”，换言之，法律的首要目的是维护财产权，而作为达致目标的路径，美国曾面临着在英国普通法和法国罗马法间的抉择，这被庞德称为“真正的危险”。或许担忧是多余的，纵然伴随革命而生的抗英情绪一度使人们厌弃柯克和布莱克斯通，可是作为被讲授的唯一体系，普通法的生命力超乎想象的顽强，当肯特和斯托里撰写他们的不朽之作时，亲法派已然销声匿迹。下面的主要工作是按照美国的情势改造英伦的规则，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不动产法领域的，美国废除了封建土地租赁制，自有保有土地成为所有权的基本形式。
这里作者对于那时欧陆和美国认定的法律目标做了悉心的、高屋建瓴的比较：前者依然坚守优士丁尼大帝的古典表述：“法律的信条是：正直地生活，不损害任何人和给每个人以应得的利益”；但是，“仅以维护社会现状的需要为基础的法律，对于一个正在着手创立一个新社会的民族来说是不够的。法律的目标必须转变，即从给每个人以其应得的利益，转变到最大限度地扩展个人所固有的权利的范围。与大西洋彼岸的法律不同，美国法在性质上变成了拓张性的而不是防御性的；它更加侧重于促进变革，而不是保持稳定”。这样，保有现存财产和获取新生财产不可偏废，以此融合财产法和契约法，契约自由作为法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19世纪的美国定下了基调。
二、形成时期：为给各州和联邦确定政府结构形式，联邦宪法及附随的《权利法案》获得通过，这标志着古典制宪时代的终结和美国法形成时代的发端。该时期被视为“美国法的黄金时代”，它具有显著的“自我完善的特征”，“发展的中心不是哲学，而是分析”，主要媒介是司法判决（立法机关尽管占据政治优势，业绩上却极不相称的匮乏，可以说“失去了它以人民的信任为基础的合法存在的资格”）。作者分别展开论述：
公法上，建立强有力的联邦权的任务是由马歇尔法院完成的，相对而言塔尼法院时期出现“一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反动”，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一种对前期激进情势的平衡，一个显著的方面就是强调公共权力特别是“治安权”以制衡私人财产权。臭名昭著的Dred Scott v. Sandford (1857)意味着黑奴制的法律解决完全破产，美利坚不得不面对南北战争的挑战。作者在此发人深思的说，如果法律在这场严重危机中崩溃，那也并不是法律本身的错误，它负载了太多力不能及的虚幻的希冀。事实上，“人民的接受，而不是形式上的法律机构，是法律得以贯彻的决定性力量”。
该时代的美国私法强调意志和行动自由，奉行个人主义和自力更生的哲学，客观责任论在侵权法中兴起，“决定美国法官发展侵权行为法方式的，并不是伦理学概念，而是一种压倒一切的需要——建立一套鼓励人们为实现发展生产的目标去冒险的责任制度”；契约法占据19世纪主导地位，“社会的最关键利益是为自由地进行交易提供保障；基本的法律原则是诚实信用地信守诺言，履行承担的义务。承诺人的利益——即他对已经确立的预期利益的权利主张——成为法律保护的主要利益。”
然而，到这个时期结束时，有种种迹象表明，“把法律看作一种扩张工具的目的论的观点正在让位于一种把法律视为一种把法律视为一种消极手段的更保守的观点”。
三、重建和镀金时期：内战结束，法律的重心从解决联邦与各州的权力分配到保护公民权、特别是平等概念进行了短暂逗留（1868年第14条修正案入宪真正是 美国公法的一个转捩点，但现实中普莱西诉弗洛森案（1896）确立的“隔离但是平等”的主张却是对美国情感的无情嘲弄），随即复兴了对财产权的关注，这真实反映了“战争年代引以为豪的东西——重建时期真正的理想主义（尽管常常是无情的），被纯粹的经济关系所代替”。
19世纪后半叶，曾经的有节制的自信发展成一种妄自尊大的自负，法律达尔文主义占据美国法的主流。斯宾塞第一原理——“每一个人都有做所有他愿意做的事情的自由，同时，他不能侵犯任何其他人同样的自由”[126]成为几乎自然法意义上的信条，而其精髓就是契约自由这一公法私法的连接点（尽管在斯宾塞眼中的手段被他法律界的信徒们奉为目的）；与此同时，美国法学开始倒向一种“有关法律发展的有机概念”，历史学派（德国的萨维尼、英国的梅因和美国的卡特）的思想广为传播，特别是梅因从身份（隶属）到契约（自由）的箴言与这时代的主旋律极为合拍，立刻被视为不易的圭臬。
然而，不合时宜的法哲学教条越来越掣肘国家的正常发展，法律发出了对保守主义宣战的警示和信号：最高法院以个人本位的自由放任主义为由频频否决社会进步立法（如劳资关系法规），法律职业共同体空前堕落和无所作为，兰代尔科学形式主义的判例教学法开始蔓延，霍姆斯实用主义法学蒸蒸日上，围绕（财产）权利滥用理论的正当性展开激烈争执，对公司财产权的纵容性保护催生了被喻为“私人政府”的巨型托拉斯垄断组织，为现代工业经济保驾护航的州际商业委员会由于实质性权力被抽空而面临夭折的危险，等等不一而足。作者对此感慨良多：“如果说，19世纪是一个法律达尔文主义的世纪，那么，20世纪最终要成为大法官霍姆斯先生的世纪”。（待续）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