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不得是哪一天了,医学院大院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看到越来越多楼里面的叔叔阿姨关进了“牛棚”(是医学院里动物房改的),学校里的工人们成了专政队,一位食堂里的张师傅成了队长。我们除了每天不得不去的忠字舞、早请示和晚汇报,还得提心吊胆地提防不要损坏到处可见的“毛像”。
突然有一天,父亲被抓进了牛棚,和其他“阶级敌人”为伍了!关进牛棚,是不可以回家的,家里需要送饭,我不记得我曾经去探望过父亲,好像每次都是母亲去探访。特别记得母亲为父亲缝制了厚厚的护膝,因为除了每天在监视下极为繁重的体力活外,还要罚跪。每天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是清晨从学校大门口经过,因为父亲被戴上高帽子挂着牌子,每天在校门口被罚站1-2个小时。
特别不愿意看到在学校里的“游校”(一种耻辱性的游行,带着纸质高帽子带着大牌子在校园里一遍遍走着,好像手中拿着锣,高喊着牌子上的耻辱性的罪名),不过这样的游校好像常常发生。那是我们兄妹年幼,不知道世上发生了什么,我不认为父亲是坏人,也对那些颇为龌蹉的人转眼间变成了革命者感到不可理解!记得每次远远看到父亲在游校的队列中的身影,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无奈、不解,甚至是仇恨!
对于父亲当年的罪名至今我也不太理解,我记得其他人的罪名诸如“走资派”、“右派分子”、“地主”、“反革命分子”或者“反动学术权威”。父亲的罪名是“阶级异己分子”,真难为那些革命派想出来的奇特罪名,在往后的岁月中,我十分关注文革中的罪名,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类似的罪名。真是莫须有中的莫须有!父亲从来没有和我深谈过他在文革那段艰难日子里的感受,但是我能体会到他的苦恼、他的疑惑和他的愤怒,他开始抽烟,一天至少一包;他的头发变得花白;他本来就有残疾的右腿,让壮年的他行走时显得踉跄。父亲的自尊没了,他的卫生习惯没了,他的学者风度没了,可能唯一尚存的是“对党和毛主席”的信任,他相信他是革命者,他是无辜的,他有一天会被解放。但是有一点,我至今认为不妥的是,他好像还是认为和他一起关在牛棚里的部分人是坏人。事后多年父亲告诉我,在牛棚关押期间让这些“牛鬼蛇神们”最解气的一件事是当时的“专政大队大队长”张队长也被关进牛棚,原因是他上茅房时用报纸去擦屁股,这位仁兄竟然忽略了报纸上充满了毛像,那是能让你方便的吗?
校园里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和凝重了,记得那几年来父亲母亲总是告诫我们兄妹俩千万不要在人前说出我们家有什么吃些什么。文革当中,母亲又特别嘱咐我们千万不要触摸甚至单独在毛像面前停留,即使这样,还是有一件重大事情发生了!我家门口的毛主席画像上毛的口袋上被人插了一块玻璃,所有人包括孩子被集中到大礼堂开会,专政队宣称这是一次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我们家因为离毛像近,是主要怀疑对象。一时间,父亲母亲显得惶恐不安,终于他们找到了可以让他们放心的理由了!我的父亲被关在牛棚,妇产科医师的母亲那一日在医院了度过的,我们兄妹个子不高,难以触摸到伟大领袖肖像上的口袋。但是这还不能彻底排除我们一家的嫌疑,接着发生了另一件事情。一位病理科技术员告诉专政队,他的孩子(应该不到7岁)看到我们另一个邻居、生化教研室主任俞老师站在板凳上,将玻璃插入毛像的口袋。于是,俞老师立马成了现行反革命,被批斗的不成人样。据说,后来还被医学院的专政队宣布“判处俞犯XX有期徒刑七年”!我真是为俞老师感到冤屈,但是我更为父亲感到委屈,因为他和别人不大一样,他热爱共产党,他是一个在“白色恐怖”中就将一生交给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人。
我们家在校园里的处境似愈加困难了,父亲母亲认为我们不能在校园里继续住下去了,我们该往哪里去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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