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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走了(2)
作者:田纳西州 巍兒  来源:《田纳西新闻》   文字大小:【大】【中】【小】
  和无数知识分子相同,50年代初期的那几年,应该是父亲最舒畅的日子了。大学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病理系,成为国内知名一级教授李佩琳先生手下的一名病理工作者。他一度是留学苏联的名单上的一员,不知道是否是家庭的原因还是身体的原因,他没能成行。不过,父亲还是十分怀念他在沈阳的日子,他描述那所学校是原来的满洲医学院,由于东北最先被共产党统治,当时在陕北的“红军卫校”几乎全盘迁入该校。40年代末,那所学校是新中国的第一所医学院,也难怪被称为中国医科大学。
  50年代,父亲对中国政府的很多方面判断有错误。我以为他从来没有想到政府对城市对高校后来采用越来越歧视的态度(直到今天,这种歧视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的地域差别和城乡差别越来越大。父亲犯下的一个比较大的错误,是离开了中国医科大学,而以家庭为理由,调回安徽,再响应党的号召调到更乡下的皖南。这也注定他在科学上失去了一些必要的先决条件。1958年的大陆的户籍制,随后政府的所谓政策倾斜,父亲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其他政府更重视的学校和城市去了,他基本上在老家度过了他剩下的大部分时光。看看今天的国人,都变得无比精明,大家都削尖了脑袋冲向大都市和好学校。大家在50年代不多的职称评定中,父亲被评为讲师,他的薪水为105元人民币,这在当时算是“富豪”了!
  在50年代直至文革前,父亲基本上是“党叫要干啥就干啥”,他对党的忠诚到了迷信的地步。我想那不仅是他,几乎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的。在三反五反、镇反(镇压反革命)、反右、大跃进和四清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父亲算是安然渡过。还记得儿时他对我说过的话:“这些运动我都是积极参与的”,言外之意,他不是“运动员”即不是被整肃的对象。我记得他的神情还是自豪的。他回到老家成了家,介绍人是他的舅妈,很快就有了我和妹妹。他在安徽一家小小的医学院里担任病理科主任,手下管理着大约几个到十来个人,这种光景随着丑恶的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结束。
  我不知道父亲在“解放”后的十多年里的心理状况,但我相信他是在坚信、质疑、矛盾、无奈、谨小慎微中度过。我能想象他在三反五反镇反中的“积极”、反右中的“无语”,四清中的“顺服”,让他渡过了那段让无数中国人感到胆颤心惊的年代。我记得,他很受学生和同事们的尊敬,不少叔叔阿姨到家里称他为“先生”,在那个年代可是难得的尊称了!他工作十分辛劳,他用了不长的时间,将他的教研室建立的有模有样。他做事井井有条,虽然没有多少论文和研究成果,但是他的临床病理和法医病理在我们当地甚至全省都还是有名的。父亲不苟言笑,很有学者的摸样。他对工作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他常常备课到深夜。他对部下不错,不少叔叔阿姨都是我们家的常客。记得小学时老师给过我们一个作文题“我的爸爸”,至今还记得我在作文中的第一句话:“我的爸爸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有的同学说我不可以这样写,但是在我的心中,他真是很优秀!
  我们童年的时光还是很愉快的,我们家的生活似乎比别人家好,我们住在一座由学生宿舍改建的两层楼房作为职工宿舍,那座楼成为“三楼”或“老三楼”。记得楼里面至少住了三位校长和副校长,以及好几位教研室主任们。我们家的住房在楼上,大约有40多平米,是地板房,家里有我们称为杨奶奶的保姆。我们家好像是学校里第一个装电表的人家,第一个有蝴蝶牌缝纫机的,也是最早有熊猫牌电子管收音机的。记得父亲爱干净,我们进门必须脱鞋。每天必须刷牙两次。对了,父亲刷牙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早上刷牙是早餐后,他的理论是吃过早饭,牙齿又脏了。第二是他刷牙是左右手都可以刷,他说这样可以更好将口腔中的剩余物清除。不过,我也试过,蛮难的。
  1966年,父亲所在的医学院的食堂里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当时的校长,这标志着文革的妖火也烧到这个蛮乡下的地方。一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一连串的、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对我父亲这样一位对共产党忠心耿耿科学工作者身心灵,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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