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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走了(9)
作者:田纳西州 巍兒  来源:《田纳西新闻》 心灵分享栏目  文字大小:【大】【中】【小】

   

《父亲走了》是一篇由田纳西州读者巍兒投给本报“心灵分享”专栏的长篇记述文,读后令人感动。作者的父亲近日过世,作为远方的儿子不能回国送老父亲最后一程。他用自己的心写下对父亲的思念,并与本报读者分享。作者的语言朴实,用辞简洁,记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思想变革。也许你无法同意作者的所有观点,但是你无法否认这篇记述文对现在的年青一代更好地了解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以来,特别是前三四十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有重大的意义。          《田纳西新闻》编辑部

 

    经过毛泽东和一些追随者们几年的天翻地覆般地折腾后,1970年似乎让中国的高等教育迎来了一丝曙光。1965年的最后一届高考以来,已经五年没有招生了。70年高校开始慢慢恢复,在招生制度和学制上有了极大的不同。学制一律是三年,学生是被推荐的,偶尔夹杂一点象征性的考试。都说是被当地一些工人农民或战士们推荐上来的,我想说是这样说,猫腻肯定不少。今天如果你仔细翻翻现今中国领导人的学历,其中父辈为高官的现今高官们有相当一部分也是这样被“推荐”上去的。

    学校要复学,当然还是需要老师的。学校里的行政被一种叫做“工人宣传队”的人把持着,他们在学校里地位是崇高的,虽然他们可能是文盲。他们在学校里的目的是要保证学校办学的“正确性”和“革命性”,这种今天可能被认为是疯狂的举动,当时可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父亲这一批老师当时被叫做“臭老九”,他们从牛棚中给放出来了,开 要给新来的学生们上课了。父亲当时并没有回到皖南,而是被留在省城的总校教书。我们一家仍然是处于四分五裂的状况。

    父亲当时一个人在省城,住在一个单人宿舍里,生活极为简陋。每隔一段时他会回到皖南的家中看看我们。那是我们一家人和所有中国一样,不是在享受生活,更谈不上天伦之乐,更谈不上人生的意义,好像就是为了活着。那时的物质极为匮乏,我几乎不记得有什么东西可以不凭票供应的。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说,当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以为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崩溃,我绝对相信,当时的百姓的生活几乎比不上中国近代的任何一届政府。

    父亲一个人在省城生活,碰见了一位可能是同乡也在同一间学校里工作的青少年时的女友,这是父亲一生中最不幸的事情之一了!那位阿姨当时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他的先生是有一定职务的干部,我想他们当时会在一起回忆他们记得的往事,我父亲多少会有一点心灵上的寄托。父亲是一位不善文字的人,可是他还是将当时的内心的感受用简单的文字记录了下来,并且很不幸地被我母亲发现。我不想为父亲多做解释,但我坚信,用今天的标准,父亲和那位阿姨之间的事就是“Nothing”。不过在我的母亲的眼里,她认为天塌下来了。于是我父亲在几天之内离开了省城回到了皖南,从此在也没有和那位“女友”有过任何一点联络。但是,父亲倔强的性格也造成了他晚年的一些不幸福的事情的发生。

    父亲和母亲婚后的前十多年的生活应该算是比较美满的。母亲对父亲可谓是无微不至,母亲是职业女性,一位非常忙碌的妇产科医师。无论是夜班回来,还是刚下手术台,回到家立即下到厨房,从来不让父亲动手。除了文革前我们家有保姆做家事外,家中许多事情都是母亲料理。母亲做得一手好菜,水平是酒席之流的。父亲不算是太有人情味的人,虽然晚年时有所改善。父亲对妻子和孩子很少有爱的表现,父亲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我爱你”。“解放后”的几十年岁月的磨难中中,父亲似乎变得除了工作外,家庭、亲情、婚姻都不以为然了。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全家去过一趟杭州,看望我的姨妈一家,那是我们全家唯一一次集体出行。我几乎不记得任何有意义的周末或渡假是全家在一起的了。

    不过,我父亲是一个孝子,他曾经告诉我他打理过他外婆的丧事,他对我奶奶极尽孝心。我的奶奶和他的弟弟(父亲的舅舅)一样也曾是一位革命家,听说在抗战期间参加了共产党,好像在重庆待过。不幸的是,她的第一任丈夫,即我的祖父早逝,她的第二任丈夫和当年的国民政府有关系,解放后被捕入狱并在狱中过世。这样背景的人,1949年之后的日子是十分难过的。她老人家后来又有三个孩子,即我的大姑、叔叔和小姑,记得奶奶很早就从她的小学老师的位置上退休了。父亲对他的三个同母异父的弟妹在生活上十分照顾,最后我的叔叔和姑姑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有着不错的职业。父亲对我奶奶十分尊敬,奶奶长期一人单独住在小学的单身宿舍里,我们也常常去看望她。文革后期奶奶去世,我们全家都在她的身边。我以为,在奶奶的四个孩子中间,我父亲应该属于最孝顺的一位了。

    70年代初期,我们全家又从校外迁回校内居住,还是那座老“三楼”,还是住在二层,不过不是同样的房间。家里还是保持着清洁,但我们不再有保姆了。母亲经过了在乡下的折磨,也回到了城里,不过她原先医院却被别人占了。父亲母亲两人的收入大约在每月180多,在那个年代我们属于上等收入的人家了。学校恢复,父亲又成为教研室主任。他每天都很忙,准备教案、编写教材、收集标本(当年很多病理标本丢失,是父亲最心痛的事了)。除此外,他还在招兵买马,扩充教研室的教师和技术员队伍。他每周还要到医院病理科上班,在临床病理方面,他还是位非常有经验的大夫。虽然,当时的政治气氛十分紧张,红色恐怖无处不在,但是对一位“有事可做”的知识分子而言,父亲真的感觉到“党的温暖”,他又可以为党做贡献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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